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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世界上有人只用RGB三原色拍攝電影。那麼,他一定是芬蘭導演阿基郭利斯馬基(Aki Olavi Kaurismäki)。然而,在他鏡頭底下的顏色異常詭異。他用著豔紅、慘綠、靛青混合出一種奇特的抑鬱象限,在這個空間裡流動著小人物們的哀歌意志,他們用著天真又詭異的笑容告訴你:嘿!生活其實一點都不沮喪,抽根菸吧,吞吐瞬間的呼吸,即刻就是永恆。
來自芬蘭的導演阿基郭利斯馬基,他電影裡的主角總是沉默寡言,多半處於相對弱勢的社經地位,住在不起眼的地方,沒有華麗的羅曼史愛情,更不會有驚險萬分的成長之旅。他們都處於深陷困谷的低迷模式,只好努力苦中作樂,這是阿基執導筒以來一貫的制式風格。就像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同時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沒有過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就讓男主角被暴民打成失憶還劫走他身上所謂財物,使得他頓時間變成遊民,但也不見主角在片中自怨自憐。
更有趣的是,在男主角沒被攻擊打成失憶前,他可是一位有份正當職業,有著穩定收入,但他因染上賭癮而與妻子關係破局。換句話說,失憶前所處的外在環境看似有井然有序,但內在精神面完全無法平衡。
倒是因為失憶後重新學習新身份,徹底接受了遊民們給男主角的道德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他也透過這段另類「成長之旅」,成了個更好的男人。
每一個人的未來都取決於他的過去,既然過去總是會影響未來,於是,怎麼不能藉由「未來」來修正「過去」呢?看似奇想荒謬,但阿基著實為我們上了一堂人生啟示錄。你的過去終究只是撕去的日曆紙,別被過去的影子如幽靈般地絆倒糾纏,現在充滿了各種可能,值得你思考種種不同組合的未來方程式。
阿基的鏡頭焦點,始終關照底層小老百姓,為他們發聲、替他們言志。這才是真正的「苦民所苦」。而且,阿基真的「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或許這和阿基擔任過的工作有關。
他在當導演之前,曾經做過洗碗工、郵差、基層勞力,甚至還當過影評人(其實大部份搖筆桿的文字工作者頂多選擇編劇一職,鮮少會從事導演職。而阿基確實是先從編劇)。人的選擇用什麼樣的角度維生,很自然地就會對這些熟悉的角度發聲。阿基曾說:「大部份的中產階級或有錢人的人生都很無趣。」他更常在自己開的酒吧和一些失業者鬼混,這或許也說明了他電影裡為何總少不了一間看起來沒有高朋滿座的小酒館及一堆百無聊賴的人們,因為最不起眼的人們,背後總有著令人吃驚的荒謬悲喜劇。
就像他的經典代表作:《我僱了一個合約殺手》(I Hired a Contract Killer),敘述一位衰尾男人屢次自殺都失敗,最後只好找殺手來終結他生命。沒想到衰男此刻竟遇到心儀女子而不想死了,但殺手卻為了履行合約精神,堅持「童叟無欺」,哪料到殺手要下手前患了絕症。
更早期的作品更絕了,《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裡是一群不順遂的樂團「列寧格勒牛仔」要美國闖天下,結果最後卻在墨西哥實踐夢想。阿基把世人認定的「美國夢」重新定義,長久以來,美國等於「Everything is possible」。他反過來說,美國才是最沒有夢想的國度。難怪《列》片結尾得到向來被美國人討厭、視為治安敗壞的墨西哥,成為主角們的終極聖地。
阿基對美帝國主義的霸權非常感冒,他多年前本有意前往紐約電影節宣傳,就在搭機前夕,聽到美國政府拒發簽證給伊朗導演阿巴斯(美伊兩國的政府情勢向來敏感)。阿基為了聲援阿巴斯,索性在飛機起飛二十分鐘前取消這行程。
當年他更為了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一事,他的代表作《沒有過去的男人》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也選擇不出席代表他的沉默抗議。雖然阿基的電影不會大張旗幟地討伐政治醜陋面,他不會像麥可摩爾那樣大剌剌地炮火四射直轟當年布希政府,可是阿基都在影片裡展現他對政治力的冷嘲熱諷。一如新片《溫心港灣》。
《溫心港灣》來到法國北方港口當成故事發生背景場域,敘述辛勞的擦鞋匠馬歇與妻子愛樂蒂雖然收入不多,但勉強過活。直到有一天馬歇發現來自非洲的偷渡客男孩急需協助,馬歇與妻子和鄰居都想辦法要幫忙這位小孩。就連平時作風刁蠻的警員也在這時網開一面,為這些小人物們尋出人性溫暖面。
《溫心港灣》仍維持了阿基電影幾個特色:生活艱困的主角、低彩度的背景與家居內景、狗(他的愛犬,更是他電影裡的御用名犬「萊卡五世」(Laika)還因本片奪下「金棕櫚狗狗獎」評審團大獎)、小酒吧、老戰友Kati Outinen再次出任影片要角(幾乎只要是阿基拍的片就會有她),就連男主角安德烈威姆斯(André Wilms)也都合作四次了,足見阿基有多念舊。
熟悉阿基電影風格的人們,在他電影裡尋找固定的幾種元素,已成為影迷與他作品對話的一種私密親切感。
《溫心港灣》或許可以稱為阿基近年最友善的溫暖電影,我們確信阿基相信「人性本善」,才會從這麼多部作品中都以樂觀論點當結局。
影片討論了當下歐洲面對混亂的移民潮、偷渡問題。片中南腔北調的怪異口音無非是傳達了目前當代歐洲的地緣血統早已打破國界藩籬,而偷渡議題則是政府無力解決的燙手山芋。看著影片花大幅橋段討論偷渡客在片中帶來的社會資源耗損,菁英份子對偷渡客的無奈與無解,如同當代多半政府的無能為力。
但《溫心港灣》在人權省思上,顯然不走「非黑即白」的是非路線,阿基選擇第三條路線,既不是把偷渡客關起來或是遣返回國,而是要求觀眾陪著主角思考,到底能為這樣困苦的孩子做些什麼?男主角明明就過得這麼慘,他連在鞋店門口為客人擦鞋,都被賣鞋商家視如敝屣。他窮到連麵包都是用賒帳的,才能與妻子飽餐一頓。但就連這樣的人們都還願意無私奉獻,替這位小小偷渡客付出一點心力。
阿基暗批了整個社會的無情與有情,為政者的無情,只循依法行政,奉公守法才是王道。底層小老百姓的有情,才彰顯了人性尊嚴光輝,阿基甚至浪漫地,在片尾設計了另一波小高潮,人們天真無私不求回報,最終會證明好心有好報。阿基郭利斯馬基總是如此灑脫地設計他所有故事的結局,或許觀眾覺得他電影裡的台詞不多,場景單調,但阿基的電影總會迎向一部Feel Good Movie的設定,讓觀眾體會到阿基的誠懇灑脫,內心盡是溫暖。
阿基曾形容這種方式是想給觀眾離場時能微笑走出戲院(他多次表示,希望自己的電影簡潔有力,加上自己有嚴重菸癮,他頂多能忍受90分鐘不抽菸,所以他電影的長度也多半落在90分鐘多,否則他連自己電影都看不下去了,更何況要求觀眾買票),於是為了突顯這種反差,他就必須讓故事裡的角色們看起來能夠有多苦就得有多苦,儘量使這些角色能讓人感同身受,觀眾進而認同理解這些角色背後的行為動機。慢慢地,才能走入影片設定的角色輪廓。
悲喜劇,還好是喜劇,若非前面的悲傷環節,你也無法體會那麼豐厚喜悅能量,畢竟人們對歡心滿意的標準越訂越高,要達到Feel Good Movie的高標分數,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阿基曾說,自己的作品概括可分成三類,一類算是改編經典文學作品,另一種是搖滾喜劇,如《法蘭兄弟》(Calamari Union),《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小心你的圍巾,塔提安娜》(Tatjana)。最後一類則是大家普遍比較熟悉的社會寫實悲喜劇,這更傳遞了近二十年來芬蘭底層生活的變遷風格。
從阿基的電影尋找芬蘭電影座標,我們或許還無法完全掌握拼湊出一幅芬蘭電影風情。嚴格來說,芬蘭電影年產量約莫十來部(比台灣還少),但阿基用他獨樹一幟的影像風格為台灣觀眾帶來有別於好萊塢的傳統風情。原來出身極地的導演果然拍起人性細微處時能處理地這麼理性冷靜,節制出手,不走煽情路線。
甚至因為阿基電影裡的顏色運用,使得觀眾往往一眼就能認出這就是阿基拍的電影。室內佈景的低光源與濃郁顏色對比,這都是不斷地展現阿基電影裡對比的獨家語言。他討論社會階層的高低對立比較,他設計故事背景裡的飽和顏色對比角色內心蒼涼感,營造出小人物與現實抗拒拉扯的無力感。
人生呀,沒什麼走不過去的。所有的故事都會找到自己的生命出口,朝著向陽箭頭,開出一朵溫暖的花朵。《溫心港灣》堪稱是阿基郭利斯馬基最溫柔的一部心情日記,你可以說他過度天真,可以想出不切實際的結局。但我們不就期待著這種奇想式的一刻嗎?當人生慘到不能再慘,你不就指望可以「負負得正」,重新開機,再次振臂高呼嗎?點燃火柴吧,人生不過是場90分鐘的通俗劇,它一點都不偉大。
註:原文已登於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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